文/继红

候仁之，1911年12月6日出生。岁月的风雨把老人磨砺得如青松般坚挺而从容，记者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睿智与思索的灵光。

从燕京到利物浦

   中国历史悠久，封建王朝更替繁复，历代的疆域和政区界限时有变更和消长，随着各地民族的迁移，各地的地名也多有变化，再有河流水道的频繁变迁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某一时期历史时所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因此需要把这些问题搞明白。由此，产生了沿革地理学。

   1932年秋，侯仁之投师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顾颉刚先生。当时，顾颉刚先生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讲述的内容就是在我国历史学领域里的沿革地理学。大学时代，侯仁之读到梁启超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深为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而感动，当读到顾炎武“感四国之多难，耻经生之乏术”时，不禁落下泪来。从此以后，“做学问要解决实际问题”就成了他一生治学的原则。

　　1936年夏，侯仁之本科毕业留校作研究生兼任顾颉刚先生的助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顾颉刚教授被迫离校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正式出现真正的“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只是在一些学者中略有提到，即使被提到，它也仅仅作为“沿革地理学”的延伸概念，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

    当时……

　　1940年7月，侯仁之完成硕士学业后留在燕京大学任历史系助教，同时，侯仁之出任学校新设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当时，日寇在华北地区进行“大扫荡”，很多在校学生救亡心切，决定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从1940年秋以后的一年间，侯仁之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学生分批离校前往解放区，包括联系地下党员，设计线路等等，不幸的是，学生中有人走漏了消息，因此在1941年12月8日凌晨，侯仁之和27位师生被日本宪兵逮捕。

    到了日本宪兵队，侯仁之就被带到地下室，走到一处铁门前，日本兵咣铛把门踹开，让侯仁之钻进去。侯仁之进去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的孙道临，当时他的名字叫孙以亮，是燕京大学话剧团的主要成员，因为出演有抗日色彩的话剧而被捕。

　　铁窗里，侯仁之和孙道临有时彻夜长谈，他们唱《黄河大合唱》，讲黄河的故事，讲抗日英雄。侯仁之发誓：离开这个地方后，我要写一本黄河的书。40多年后他编著的《黄河文化》真的得以问世。孙道临得讯后致函祝贺：“鸿文已拜读，引起我不少回忆。”

    因为……

    一家团聚了。侯仁之留在天津，岳父利用自己地方名医的身份保护着他。为避免敌伪干扰，侯仁之曾到私立达仁商学院，又转到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工商学院任教，并相继兼任该校新设的女子文学院史地系主任。

    这期间，侯仁之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勤奋治学，首先完成的是计划中关于北京历史地理专题之一的“北平金水河考”一文，珍藏3年后，终于得以公开发表在燕大复校后首先出版的《燕京学报》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侯仁之立即被召回北平，参加燕大复校委员会。开学后，侯仁之除授课外，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这时，妻子张玮瑛也携女儿重返燕园。1946年侯仁之得以负笈英伦，留学利物浦大学。从此，侯仁之开始真正进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

　　2001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一扫平日的清寂，竹林屏蔽的中式四合院里，气氛热烈而庄重。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GS）在这里将“2001年度研究与探险委员会主席奖”颁发给侯仁之教授，他们评价道：“侯博士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他坚持出版研究著作，并积极培养年轻的地理学者。他的著作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领域，这使他成为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

　　当侯仁之用流利的英语答谢时，人们已经忘记他已是90岁的人了！

　　1949年，侯仁之刚刚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旋于同年9月底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后第三天就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为新的北京大学，原清华大学的地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新成立的地质地理学系。侯仁之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从此以后，他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为基础，开始了历史地理学的探索。

    在地学系发展历史地理学，在我国的大学中北京大学是第一个。把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创者便是侯仁之。

    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1962年，侯仁之先生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在理论上指出了传统的沿革地理与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区别，他认为沿革地理只讲沿革，不讲地理，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还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要对旧北京城进行改造，侯仁之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会的委员，并请他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兼课，主讲中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建设。从此，侯仁之先生开始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首都的建设任务结合了起来。他认为，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就没有办法为现在作决定。

    侯仁之先生在对北京城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了完整的城市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为城市规划服务的新方向。比如他对北京城起源和城址变迁的研究就抢救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这两处历史文化景观。

    莲花池是北京西南隅一个几近干涸的破败湖泊，北京市计划建设西客站的时候把站址选在了这个地方，原因是可以省去许多搬迁的费用。北京市铁路局的一个领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侯先生，侯先生非常着急。因为莲花池就是《水经注》里写到的“西湖”，北京最早的城址就建在这里，可以说，它是北京城起源的象征。后门桥则是元大都“中轴线”的展开点和元代南北大运河的起点，是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重要标志之一。

    1998年4月底，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心组学习会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认真听取了年近九旬的侯先生的讲座，讲座的题目就是“莲花池与后门桥”，侯先生建议将西客站的站址东移，保护莲花池，同时应当保护后门桥的原貌。侯先生的真知灼见深深感染了在座的所有领导。5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到现场办公，市政府投资把莲花池整饬一新，原来的干坑变成了碧波荡漾荷叶田田的小湖。后门桥也整新如旧，为了保护旧桥，同时为了便于什刹海东岸来往的行人通行，又在桥的西侧新修一桥，名为金锭桥。12月，莲花池与后门桥同时剪彩，实乃北京古城保护中的一大快事！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号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进军。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部论文集的自序中写道：“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总理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批示，才为我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

    1964年夏……

这种认为人类不合理利用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是我国当时最先进的学术观点。60年代初，侯先生曾拟订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十年规划，可惜“文革”的十年动乱中断了这一计划。侯仁之再次得以进入沙漠，已经是1978年了，此时他已年近古稀。

    1982年底，侯仁之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院长卡萨瑞特的一封来信，他热情地赞扬了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了解到您近来对北京旧城和华盛顿城的中心部分，在规划设计上的相互比较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愿意告诉您，我校在华盛顿有一个研究中心，吸引了很多建筑史的学者，不断利用这一条件，前往华府考察研究。如果您在1983—1984学年度能来校工作一年，讲学之外，主要是可以利用这一条件来进行您的研究。此外，在我校还有十分丰富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藏书，可供您充分利用。”卡萨瑞特还特地说明，侯仁之的夫人张玮瑛作为历史学专家，也受到该校历史系邀请，可以同时前往。

    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4年春天，侯仁之夫妇方得成行。 对一座外国城市——美国的首都——进行全方位的实地考察，对侯仁之来说还是第一次，自然十分兴奋。在美国期间，侯仁之在与外国同行接触的过程中，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侯仁之想，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

    侯仁之回国后，积极促进此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1985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截止到2004年7月，全世界共有788项世界遗产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确定，而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居世界第三位。到2005年7月，中国拥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4处世界自然遗产、1处文化景观和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此外，还有2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在这些世界遗产当中，与北京有关的便有6处。即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天坛以及明清皇家陵寝。

    当人们读到这份长长的名单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的侯仁之。

   责编  张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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