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出兵后不到十个月，国民革命军就从广州分三路打到了长江流域，工农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极端仇视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蒋介石加速了其最后公开叛变革命的准备。当共产党员李富春、林伯渠为政治领导的北伐中路军第二、六两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抢占南京、上海，就调白崇禧带薛岳的第一师，刘峙第二师和严重第二十一师由中路军转东路军。到浙江归何应钦指挥。同时，任命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并令其向上海前进。薛师的一个团由团长胡宗南率领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到达上海南郊的龙华附近。蒋介石为了不得罪帝国主义列强们，并达到收编上海敌军来保存和扩张实力的目的。北伐军前队一到达龙华，即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勿攻上海，勿与列强纠纷，待机。”东路军就此停留在上海郊外。

　　当时上海守敌是北洋军阀奉军的直鲁军一部分，由毕遮澄军长带领，约六千人左右。敌军见城内工运高涨，北阀军又兵临龙华，人心惶惶。而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阀战争鼓舞下，革命斗志非常旺盛，上海暴动时机已经成熟。

　　三月廿一日中午，上海总工会命令全上海工人进行第三次总罢工。当天上午周恩来派我到南京，指挥攻打上海市警察厅和南昌庙兵工厂。因为南京工人纠察队中我认识人很少，由伍镇同志带领我从法租界动身前往南京。伍镇是中共党员，南京工人纠察队负责人，我们是在军训时认识的。

　　一到南京，暴动立即开始，我们首先攻打市警察厅。我和伍镇率领一部分纠察队员打前阵，乔装来到上海试警察厅门口，趁敌门卫不备，我们两人首先扑向门口两个警察，用手枪指着他们说：“党军到了，还不投降”（当时“党军”即指北伐军），此时，队员们都一下子亮出了左臂的的红色，“纠”字袖章，门警一看如此一大片红袖章，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不等他们“表态”，队员们早已上去下了他们的枪。几乎是同时，大批队员冲进了警察厅大院，大门内外瞬间一片红色袖章的红潮。工纠队员人多势众又非常勇敢，无须什麽长时间战斗，院内警察和敌兵就纷纷缴械投降了。一边缴枪一边武装自己，工纠队很快占领了整个警察厅，厅内武装库被打开了，大批枪支弹药进行了分发，工人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士气更为高涨。我们立刻召集队伍，迅速出兵指向南昌庙兵工厂，沿途还有不少工人群众踊跃参加，队伍越走越壮大，人山人海冲向前去，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戴红袖章的武装工纠队员们了。不少人已用新缴来的枪械武装起来，也有不少赤手空拳或手拿棍棒之类，声势之大如春潮一般，早已惊动沿途警察所。沿途警察所无不赶快挂出白旗表示投降，无一敢出来阻挡一下。

　　队伍前进到龙华车站时，奉军毕庶澄的一支队伍摆开阵势企图阻挡我们。我们枪不多但人多士气高，在正面激烈交战同时，一些工纠队员和工人群众从两翼包抄上去，将敌人包围。敌人一看大势已去，也就只好投降缴械。这一部分敌人被我们消灭了，他们不但未能阻止我们进攻高昌庙兵工厂，近而给我们送来了不少枪械洋药。战斗一结束，玄即继续前进，迅速冲向高昌庙兵工厂。工厂内工人纠察队同时内应，很快的我们就占领了兵工厂。在兵工厂，我们得到了大批崭新的冲锋枪、步枪、手枪以及军火子弹。正当工人们兴高采烈地分发领取枪弹武装自己的时候，突然一群袖带白底黑色“工”字的人钻了出来。自称是什么“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工人队伍”。其实是?钮?永健把一些流氓工贼收买组成的黄色工会，?纽?永健是蒋介石派到上海来的，他自称是“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是来“领导起义的”实际上他是专搞破坏工运，破坏工人暴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上海工人暴动时，他就形迹可疑，专搞破坏。这次他又钻出来跑到兵工厂来捣乱，想搞点武器并搞点政治资本，去向蒋介石邀功领赏。工人们早就看其真正面貌，对他保持很高的警惕，他们一来，工人们就捆成铁壁铜墙，横眉冷对，持枪相迎。这批流氓恶棍们一看自己人少势孤加上后援的军队尚未进上海市，不免心虚。只好在工人们的嘲笑声中一无所获地夹着尾巴溜走了。

　　占领高昌庙兵工厂后，大批军火立即运往其他分区去支援和武装工人纠察队。同时，派人向总指挥周恩来报告，南市战斗顺利结束。

　　当时上海守敌毕遮澄的军队直属部队几千人大都集中闸北，闸北战斗的胜利是整个上海暴动胜利的关键。敬爱的周总指挥决定亲自指挥闸北的战斗。敌军在闸北据守要地，疯狂挣扎，闸北战斗历时最长，战斗激烈。南市战斗结束后，我接到周总指挥命令，让我到龙华去找北阀军的胡宗南。争取北阀军迅速进入上海。协同工人纠察队作战，尽早占领整个上海。我去后，以上海工纠队代表身份见到了胡宗南。胡宗南说，奉上级转蒋总司令命令，不要他们进攻毕遮澄，而要等待与毕谈判解决“和平占领上海”。故不能进军上海……云云。当时我听后感到十分的气愤，上海工人几乎是赤手空拳地经历三次暴动，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为的是迎接北阀军早日占领上海，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可是，北阀军却故意拖时间、弄诡计，在上海郊区坐山观虎斗。让工人纠察队单独与顽敌浴血战斗，这不是故意牺牲革命，牺牲工人吗？最后我只好愤然离去。回来后我即将与胡见面情况向周总指挥进行了汇报。周总指挥向蒋介石按兵不动十分蔑视，从头两次武装暴动的教训中，周总指挥已经树立了这样的信心：还是要依靠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对他们绝不抱什么幻想。
　
　　闸北地区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上海工纠队打败了毕蔗澄的军部直属部队，占领了敌军指挥部，迫使敌两千多残余最后全部缴械投降。就这样，工人纠察队占领了整个闸北，胜利的占领了整个上海。不少市民集会放鞭庆祝胜利。

　　当时，树立在闸北有三个高大建筑物：全国救济总会、潮州会馆和商务印书管的俱乐部。从这三个制高点上可以鸟瞰整个闸北地区。第三次工人暴动胜利后，这三个建筑都立即派了战斗力较强的工人纠察队驻守，以防止敌人的捣乱和反扑。同时，即将纠察队总指挥部签到商务印书馆的俱乐部内。这时，我奉命仍回到闸北总指挥部工作。

　　为巩固胜利成果，我方胜利后立即对纠察队进行重新组织编制。这时，武装工人的武器已不成问题，工作重点是将原来武装共纠队员为骨干，扩大武装工纠队的编制。原来总指挥部的简单机构已不适应，总指挥部正式成立了政治处、经理处（即军需处）、军械处、参谋处------等几个处分管各项工作。指挥部下辖几个正式的纠察总队，并按北阀军正规军三三制编制。进行组织整顿。每个队员发一套蓝色军服，发一顶蓝色军帽和草绿色子弹带和新鞋袜，军服军帽和北阀军的一样，仅颜色不同而已。此外，在每个工纠队员的左臂上戴着红底白色“纠”字的袖章。从那以后，队员不在回家吃住，而是集中食宿、集中训练并发给军饷军装，建立起工纠队的兵营。这实际上已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周总理亲自组织与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一支工人革命军。在经历了震惊世界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以后，这支工人革命军出现在中国工人阶段的摇篮——上海。

　　有了这支武装，很快地建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人民的权利激扬———“上海市临时人民政府”。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这支革命歌曲响彻了整个长江流域。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武装，周总理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和革命的北阀军汇成了一般工农兵联合武装革命的洪流。

　　面对这一革命形势，国民党右派陷于一片疯狂仇视与极大的恐惧中，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了上海，在这几天以前，正当上海工纠队前脚打下闸北，白崇禧的部队后脚开进了上海。蒋介石来上海后，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勾结，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准备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与屠杀。首先，蒋贼怀疑原来先开进上海的北阀军薛岳一师和严二十一师不可靠，认为他们倾向工人，故将其部队调离上海。而后，将其认为可靠的刘峙的第二师和刚刚收编的原浙江地方部队周风歧的第二十六军，都调集上海市内。进入上海后，刘峙的第二师即住在闸北，其师部即设在商务印书馆附近，以监视纠察队指挥部的活动，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经过一番秘密准备以后，终于举起了反革命政变的屠刀。四月十二日黎明前四时许，在上海各区同时出现了所谓的“国民党工人纠察队”，这些人臂缠黑“工”字的白袖章，都是由一些青江帮成员和流氓恶棍们组成。他们来到各工人纠察队驻地，首先发动了突然袭击。蒋介石为了制造政治骗局，诡称这是什么“工人内哄”。而后让早已准备好的第二师和 第二十六军击而进行“调停”骗局以收撤所谓“双方”枪械为点，收撤工纠队枪械。可是工人 纠队上了当，当反功军队走近后，就冲入工人纠察队驻点。

　　大批工人惨遭逮捕与杀害。但大部分工人纠察队面临敌人疯狂进攻，坚守阵地，不顾敌众我寡，浴血奋战。特别是守卫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这支部队当时是工人纠察队的精锐部队，四百多人。在周总指挥的亲自领导下，奋勇迎敌。战斗打响后，我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四楼上指挥与敌作战。队员们作战十分英勇，沉着应战。六时许，我右胸中弹，负伤流血不止，当时没有救护人员，自己也顾不上了。忍痛坚持打到上午八时许，周总指挥得知后，过来看望我，总理亲切地对我说：“你负伤流血太多，赶快到医院去吧，我派人送你走。”而后，周总指挥即刻派人把我和另几个伤员送出俱乐部大楼。我们在交通员带领下，穿弄堂走小巷，左拐右绕地来到英租界，而后在租界内一个小医院里住了下来。

　　就在我在租界内医院治伤时，四月十三日，蒋介石反动军队又在上海宝山路制造了残暴的“四·一三”大屠杀。以后，一连几天，在上海华界区内，数干名工人纠察队人员与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黄埔江畔。蒋介石这个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从此撕掉了最后一点虚伪的面沙，彻底地露出了他狰狞的嘴脸。蒋介石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反人民的新军阀。我们在医院里，听到大屠杀的消息，一个个气愤填膺，怒不可当。当时蒋介石派杨虎当上海警备司令，陈群当上海市长，这是两个沾满工人鲜血的大刽子手。上海市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骂他们是“狼虎成群”（和“扬虎”“陈群”同音）。

　　上海工人纠察队被解散了，工人和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人民的鲜血也不会白流的。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为我党以后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其光辉的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以后，党组织不断派人到医院来看望我们，送来医疗费用和指示。半个月后，我就奉命化装离开上海，乘一艘英国轮船开赴武汉。到了武汉后，我接受了新的任务，担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工作。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二十军来到南昌。除二师的一部暂驻城外，其余的部队便四散在城内各处驻扎下来。我们二十军教导团驻在城东面的新营房内。

　　从石灰窑动身的时候，就听说这次行动的任务是东征，讨伐叛变革命的蒋介石。经过“四?一二”以后一连串反革命暴乱，特别是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的叛变，同志们个个都憋着一肚子气。因此，一听说东征，大家都高兴的很，恨不得一下子投入战斗，报报这血海深仇，消消胸中的怒气。但是，部队来到南昌以后，却停下来不走了，而且生活也慢慢平静下来。教导团照例是每天“三操两讲”，进行着日常训练；只是多了一项夜间紧急集合演习。这使得人们心头不由得打上了个问号。

　　七月三十日下午，突然接到军部发来的紧急通知：下午两点钟，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军部开重要会议。
　　“大概要有什么新的行动了吧？”我暗自思忖，连忙动身到军部去。

　　军部驻在省政府附近的圣公会（现在的星火路小学）里。我赶到时，其它团的团长和师长大部都来了，贺龙军长已在那里，正摇着大蒲扇在和大家随便地闲谈着什么，不时进发出一阵大笑。我坐下不多久，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了。

　　“开会！开会！”贺军长笑着招招手，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我看了一下表，正是下午两点正。

　　“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情谈一谈，”贺军长收敛了笑容，随手把手里那只大蒲扇一扔，按着桌面站起来，“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

　　说到这里，贺军长停顿了一下，眼睛严峻地扫视着到会的人，屋里静静的，吸烟的早悄悄地把烟头掐熄了，打扇子的人也停住了手，一个个都定睛望着贺军长。贺军长把声音压低了些，又说：“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举行起义！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

　　这些日子闷在心里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原来党在酝酿着这样一个巨大的行动啊！望着军长那英俊、刚毅的面孔，我觉得自己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不知谁低声地说了句：“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坚决跟着走！”这话道出了人们的心情，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这一行动，坚决起义。

　　贺军长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好，从今以后我们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现在，我们来把起义的计划研究一下。”

　　接着，贺军长便宣布了起义的计划。和我们同时参加起义的还有十一军叶挺同志的部队，和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我们二十军的任务是解决省政府、朱培德的第三军军部和所属的一部分部队。

　　贺军长在布置任务，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掏出小本子记些什么。眼看一二师的任务都分配完了，还没有提到教导团，我不禁有点发急了。我正想说话，贺军长已点到了第三师的第六团：“驻大校场营房的七十九团，由六团负责解决。傅团长，你们怎么样？”

　　 “好。”坐在我身旁的傅维钰团长连忙回答。看着傅团长年轻的、略带紧张的脸孔，我想：六团是新建立的，一色的新兵，从未经过战斗锻炼，而要打的七十九团又是敌人的主力团，如果搞不好，会影响整个起义计划的。于是，我站起来说：
　　“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教导团行吗？”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显示自己，而是出于对自己团队的信赖。教导团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原二十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由我从武汉保安总队带过去的学兵队队员，这都是些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除这两部分以外的学生则大部分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和“马日事变”后湖南湖北各地逃亡汉口的党团员农运骨干，这些人政治觉悟性高，进军以来情绪一直很旺盛。我的信心就是建筑在他们这种基础上的。

　　我俩立即坐下来，各人给本团写了一个命令：立即准备换防。命令经过军部参谋的手，分头发下去了。

　　在我俩起草命令的时候，会议还在进行。这时任务已分配完毕，开始由军参谋处人员讲解一些细节规定。行动时间：当夜一点钟；行动信号：三声枪响；识别符号：左臂缠白手巾；口令：“河山统一”。最后还讲了讲夜间行动的注意事项，各部队区域的配合等。一切行动都规定得既明确又详尽。我一面记着，一面暗想：从这些具体规定就可以看出，对这次行动领导上经过了周密的研究和准备的。

　　开完了会，我又到军需处去了一趟，领取七月份的军饷，带着满满的一黄包车钱回到了驻地。

　　当天下午，部队就开始换防。我们教导团移到了六团原来的驻地大校场营房。进营房之前，全团两千多人黑压压地坐在大校场上，一个个面色红润，精神抖擞，都紧抱着枪，在纵情地唱着《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对歌》。望着这些年青战士们的面孔，我对完成任务更增强了信心，心想，再等几个钟头，当三发信号枪一打响，他们就向小老虎似的猛扑向敌人，把这一团敌兵干净地吃掉的。

　　为了保守秘密，我竭力压抑着自己那兴奋的心情，走到队前，简单地讲了讲换防后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地说：“上面对我们教导团的训练很重视，军长可能亲自来看我们，检查我们的训练成绩；也可能在夜里来。要是军长来了，我们就要夜间紧急集合，希望同志们注意，可不要给全团丢脸。”接着，我把各总队的营房地区分了一下；第一总队驻在营房外西北面城墙边的一个庙里，因为一总队战斗力比较强，从那个庙里出来穿过大校场，便可直接攻击敌军营房的正面。其他三个总队全部住进营房。这营房在七十九团营房的北边，与七十九团的营房只隔一道一人多高的矮墙，战斗起来只要翻过墙去，便可直到敌军的住室。这些，都是在军部会议桌上和傅维钰同志商量好了的。

　　讲完话，各总队的大队长将部队带入营房，整理内务，我和参谋长周邦采同志则带着各总队长前去“拜会”敌七十九团的朱团长。这个看来很平常的礼节性的访问，是教导团整个起义战斗计划的重要部分。

　　朱团长外号叫朱胡子，是朱培德的嫡系军官。四十多岁了，胖胖的，蓄着老长的一把络腮胡子。大概因为羡慕二十军的声威吧，对我们的接待还热情，一见面，就客客气气地说：“嘿，你们都这么年青，真是英雄出少年！”

　　这话倒也不假，我们这个团的总队长们大部是黄埔一期的，有两个是党员，都不过二十多岁，年纪轻气也盛，再加一身俐索的穿戴：一色灰布短裤，打着软绑腿，头戴软帽，比他们这些老军阀自然精神得多。不过，我还是故意恭维了他几句：“我们是晚辈，哪有朱团长经验多见识广。难得有这么个同院驻防的机会，特地来讨教讨教！”接着便问起他这个团的情形，并且借口熟悉地形、增长见识，要求他带我们到他们营房里外去参观一下。

　　这个老家伙着实昏聩，经我高帽子一戴，便不知怎么是好了，满口答应：“好，好好！”就高高兴兴地给我们介绍他这个团的情况：有多少人，装备怎么样，有什么重火器，各营连驻地是怎么配置的……介绍得又具体又详尽，连每个战士有多少子弹都给我说了。我听着，不由得心里暗笑，等我们的枪一响，你就该对这种过分的热情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