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煜教授学识渊博，造诣精深，学术思想敏锐活跃，科研成就卓著。他认为土壤性质明显受母岩性质的影响，打破了传统的单纯气候决定土性论的观点，最早研究和发现中国的土壤指示植物，并发现了若干富集某些元素的植物；他在研究植被地理分布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山地垂直地带性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植被分区建立了理论基础，他本人也成为编制中国植被图的先驱，并开创了编制农业植被图的世界先例。侯学煜关注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问题，提出“大农业、大粮食”的观点，这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侯学煜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的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其中不少已是学科的带头人和知名科学家、教授。他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而竭尽了全力。

　　1991年4月16日逝世。

文章来源：科技之光

以画舒怀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庚子赔款”，是本世纪中国人蒙受灾难屈辱的第一页。侯德封自幼耳闻目睹了政府腐败、外敌人侵的种种情景，立志读书报国。父亲侯耿灿是前清秀才，同当时的维新派进士齐令宸至好，主张兴洋学，办工厂，实业救国。受父亲爱国思想影响，兄长侯德钩学采矿，侯德封努力读书，一心想当工程师。1919年，侯德封考入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希望通过发展矿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以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受之耻。在北大读书期间，军阀混战，侯德封一边读书，一边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毕业后，他辗转于矿业和地水库坝址问题，由此萌发了他对三峡工程的向往。在那个时期，地质矿产成果得不到当局重视，开发矿产、工业的抱负不可能得到施展。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侯德封作为一个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地质学家，积极投身反对卖国求荣、反对放弃华北大好河山的抗日救亡斗争，深切感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并积极参加1949年抵制撤离大陆的护所斗争。

    从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中，侯德封亲身经历了在艰苦条件下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和中国地质工作者报国无门的过程。为此，他曾以黑暗中站着一只绵羊作画，表达出对时局的不满和内心的苦闷。新中国成立后，地质事业从弱到强，侯德封的渊博知识和科研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他挥笔画了幅蓝天白云下金色麦浪前的母羊奶羔图，抒发对新生活的由衷热爱和献身科学的满腔热情。

后半生的“三件事”

    1951年，51岁的侯德封出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侯德封感到青春好像刚刚开始，奋力为中国的地质事业辛勤开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后半生“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组织全所科技人员全力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50年代初，湖南湘潭锰矿资源告罄，侯德封组队前住调查，发现濒临闭竭的只是地表的氧化锰矿，深部还会有原生的碳酸锰矿。钻探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见，及时解决了国家钢铁工业的断锰危机。当时国家急需石油，而外国人说中国的陆相地层不利于生油。侯德封和李四光等科学家一起在调查后认为，不仅我国西北部中新生代巨厚的陆相沉积盆地有油田，西南部和东北部中新生代凹陷也很有生油前景。这种认识成为后来把我国石油勘探基地从西部东移的战略决策的依据之一，导致大庆油田和东部其他油田的发现。

    第二件事是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处提。侯德封除组织地质基础科学研究外，还及早部署了地球化学研究，带领科研人员开创了一系列边缘和新兴学科专业研究，其中陆相生油理论和同位素测年技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侯德封通过研究于60年代初提出核子地球化学概念，被70年代非洲加蓬0KLO铀矿中发现的20亿年前的天然核反应堆区所证实。

    第三件事是大力培养年轻人才。创建中国科技大学时，侯德封非常积极，出任建校筹委会委员，担任地球化学系主任，并亲自登台授课。根据学科发展和实际需要，侯德封主张宁可压缩学生的地质基础课程，这可以在以后工作实际中补课，但一定要打好数理化的坚实基础，一定要练好新兴实验技术的基本功。他放手给年轻教师压担子，倡导组建和发展新的学科专业，教育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不断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为招收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他亲自撰拟系科专业介绍和招生说明。他常对学生说：“地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心存侥幸都是徒劳的。”他要求学生努力做到“厚实、善思、耐劳、标新、敢为、谦虚”。而这些优秀品质正是侯德封一生为人、治学的真实写照。

    侯德封晚年曾说：“虽然十年动乱期间对这三件事有不少冲击，但我坚持认为，只有把这三件事做好了，我们的地质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病毒学家。江苏常州人。1948年本校毕业。195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分配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室从事科研工作。50年代初，一些病毒性疾病，如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等甚为猖獗，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病毒病防治，在老一辈医学病毒学家的指导下，刻苦钻研，努力探索防治办法。1958年赴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进行实验研究，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完成了题为"仙台病毒"的学术论文。首次发现了I型副流感病毒（仙台病毒）中存在着两个II型，阐明了仙台病毒溶血素与细胞融合活性的关系；首次发现在单层细胞培养上仙台病毒引起的两类细胞融合现象，并阐明了融合的机理。后一发现对细胞融合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独创性的发现，使苏联最高学位委员会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在苏联病毒学研究所的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授予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从事病毒病因研究，取得了在我国首次分离出I、III、IV型副流感病毒重大成就。历任世界卫生组织病毒参考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兼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主任。连任三届我国"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1995年7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医学与卫生工程部主任。从70 年代起，转向抗病毒药物研究，在我国首次研究成功了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并开始试用了临床，曾获卫生部甲级成果奖。但由于生产这种干扰素的原料为人血白细胞，难于广泛应用。1979年又开始研究干扰素基因工程，采用北京养殖场非洲鲫鱼卵母细胞微量注射法，使干扰素mRNA转译成功，为mRNA的转译闯出一条新的途径，接着又建立了与DNA重组技术有关的十多项新技术，1982年夏天在我国成功地建立了人白细胞干扰素基因天性繁殖系，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将人干扰素基因克隆研究成功的国家。此成果1985年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1989年～1992年，首次研制成功级人α16型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批经国家批准投放市场的基因工程药物，系国际上没有的国家级I类药物，为此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奖及中国医学奖。

公司规模：100 - 499人公司
性质：国有企业公司
行业：医疗设备·器械,制药·生物工程,医疗·保健·美容·卫生服务
公司介绍：
北京凯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暨病毒生物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北京市科委认定从事生物技术和医药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投资2.6亿元，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建有依托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新药开发中心、已通过国家GMP认证的中试车间、国内第一条自行设计的模块式自动化生产线和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
公司董事长侯云德院士，是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病毒生物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侯云德院士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干扰素之父”。
凯因生物的经营范围包括按明晰的产品线规划展开的产品经营和以构建生物技术领域发酵、纯化、冻干等共性技术平台为核心的技术经营，走技术领先的产品战略到技术为中心的资本运营战略的企业发展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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