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媒新闻报道，前内阁部长侯永昌今天逝世，享年84岁。侯永昌历任国防部长，卫生部长，他也担任过公务员首长、常任秘书，建屋发展局首任局长等要职。

侯永昌在中国出生。年幼时就跟随父亲到新加坡。在马来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担任教师和行政官员等民事服务职位将近30年。

1960年，侯永昌受委为建屋局第一任局长，过后也曾任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新加坡港务局主席。侯永昌担任的其他要职还包括公务员首长，总理公署、财政部和国家发展部常任秘书。

1979年他获选为波东巴西区议员，从此踏入政坛，当时他已经是55岁。侯永昌过后受委为国防部长和卫生部长。

担任卫生部长期间，作为老人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侯永昌提出了老人问题委员会报告书。1984年侯永昌退出政坛，回返银行界。侯永昌育有三名孩子。

NKF主席余福金在回忆起侯永昌时说，他是跑在时间前端的人。

余福金在担任会计师时跟侯永昌共事，当时，侯永昌是海峡商行主席兼总裁。

余福金表示，“在社会服务行业的人将永远记得著名的侯永昌报告，那是具前瞻性。可惜具前瞻性的好东西很少全面地受欢迎。侯永昌是一位具有远见的人，有巨大勇气来实现自己的远见。”

● 周殊钦　游润恬
　　我国兴建樟宜机场，前部长侯永昌功不可没。

　　当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中对于是否要在原有的巴耶利峇机场建造第二条跑道，还是要兴建樟宜机场这两者之间举棋不定的时候，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委任侯永昌领导一个高层委员会负责全面研究这个问题。

　　委员会经过周详慎重的考量之后，向政府大胆建议动工兴建樟宜机场。新机场在1981年7月开幕，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而且具有锐利的眼光。因为樟宜机场的启用，使新加坡晋升成为区域机场的枢纽，更是年年被国际搭客投选为全球最佳的国际机场，间接提高新加坡的国际知名度。

　　李资政在《李光耀回忆录》中回忆这段往事时指出，樟宜机场取得成功，有两个人功劳最大，一是侯永昌，另一个是沈基文。

　　李资政在书中这么说：“侯永昌执行政策果敢坚决。他向我保证他的工作人员能及时完成任务，鼓励我把机场从巴耶利峇迁往樟宜。利用新加坡港务局的资源（当时侯永昌是港务局主席），在港务局首席工程师维吉亚勒南和当时备受看好的公务员林福山协助下，侯永昌说到做到...1981年，我受邀为新机场主持开幕典礼，我请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侯永昌代我赴会，他的名字理应被镌刻在牌匾上。”

　　侯永昌办事果断明快，有“推土机”的称号。在早期的政府高级官员中，被李资政称赞是具有效率和商业头脑的有三人，除了侯永昌，其他两人是现淡马锡控股董事沈基文和新加坡交易所主席比莱。

侯永昌事业简历（1923-2007）

·1960年—1979年：建屋发展局首任局长、多个部门常任秘书及公务员首长

·1970年—1979年：新加坡港务局主席
·1979年：当选波东巴西区议员

·1979—1982年：国防部长

·1982—1984年：卫生部长

·1984年：从政坛引退

·1984年3月：发表老人问题报告书

·1985—1990年：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兼行长（现星展银行）

·1992年：海峡商行董事

·1996年：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执行主席

　　前议员黄树人（71岁）昨晚受访时透露最后一次看到侯永昌是在两三年前。“他当时看起来气色不错，不过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已经病了。”

　　谈到这名前国会同僚，黄树人说侯永昌给他的印象是：出色、能干及个性强悍。“他很勤劳，患病了却没有停止工作。他的一生真的是多姿多彩。”

　　黄树人还记起当年的卸任议员曾在龙都大酒店（Rendezvous Hotel）举行聚餐会，而这家酒店正是属于侯永昌担任董事主席的海峡商行（Straits Trading）。

　　侯永昌在主管海峡商行之前，曾从1985年至1990年分别出任新加坡发展银行（现为星展银行）的主席和总裁。

　　太平绅士吴锦江（69岁）表示自己和侯永昌相当有缘。侯永昌曾是波东巴西区议员，而吴锦江曾在毗邻的金吉区当基层领袖；侯永昌是大众钢铁厂的董事主席，而他则在同一家公司担任业务发展总经理。

　　吴锦江说：“他是公务员的典范，对社会、政府、国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的丰富经验是可以传达给年轻人的。他的逝世对新加坡来说非常可惜。”

　　被询及对侯永昌的评价时，吴锦江说他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公务员，因为他诚恳、爽直，但是也因为他太爽直，而使得他在从政期间遭人非议。

　　他听说曾经有一名居民请侯永昌写求情信，不过由于他觉得即使写了也于事无补，因此婉拒了居民的要求，并解释议员的求情信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成果。然而，这名居民却不谅解而到处埋怨侯永昌连替选民写一封信都不愿意。
锦江说：“从政和当公务员毕竟是两回事。有人适合从政，有人却不适合。”　　
　　事实上，这名曾多次婉拒从政邀请、最终在1979年参加大选并踏入政坛的前部长，当年在人民行动党介绍候选人的记者会上曾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希望担任议员超过五年。侯永昌后来退出政坛后在一次传媒访问中更直言“自己对政治没有好感”。

　　对于侯永昌有话直说的个性，前高级公务员沈基文也有同感。他引述侯永昌担任波东巴西区议员时接见选民的情形指出，当时许多选民向他提出很多要求，甚至有人要求他把提取公积金存款的年龄从55岁降至50岁，使得侯永昌当着选民的面斥责他“不知好歹”。

　　这是侯永昌强硬、说一不二的一面，然而铁汉也有柔情。同侯永昌在1979年从政并在1984年一起退出政坛的前议员罗克翰（Rohan Kamis）便非常生动地如此形容他：“他长得一张黑帮大哥的脸，却有着一颗黄金般的好心肠”。

　　让罗克翰记忆犹深的是侯永昌在1991年帮助他设立一个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增长基金（Mendaki Growth Fund）。罗克翰当时提出了一个设立符合回教教义的基金的建议，但是除了当年的发展银行之外，其他银行都对他的建议不表兴趣。

　　“我还记得侯永昌当时回应时说：‘为了马来同胞，我们一定会这么做。’”

　　罗克翰指出，许多人都不知道成立这个基金的来龙去脉，因为侯永昌不愿太过张扬，只想从旁悄悄地给予协助。

　　曾和侯永昌在莱佛士书院一起求学的欧亚裔前国会议员孔贤孝（Joe Conceicao，84岁）对这名相识超过半个世纪的老朋友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并表示曾在侯永昌患上肾病时探望过他。

　　“侯永昌是一位很有决心，对所要处理的事情拥有明确想法的人。”

联合早报

　　上世纪80年代初，侯永昌担任新加坡卫生部长期间，领导老人问题委员会，提出各种应付人口老龄化的建议，其中一项是把公积金提取年龄从55岁延迟至60岁。当时新国的老龄化问题并非十分严重，新加坡人以为政府想扣住国民的储蓄不放，从而反弹极为强烈，骂声如潮。政府在面临极大压力的情况下，采用绕道迂回的方式、分散贯彻实施侯永昌的建议。今天，从新加坡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的事实看来，侯永昌当时的建议是前瞻性的。现在的新加坡已不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了，1957年新加坡人平均寿命是61岁，现在是80岁，作为一个400多万人口的小国，新加坡超过90岁的有9000人，百龄老人也有500人。今天的新加坡人逐渐理解侯永昌当年提出的那份极具争议性的报告，敬佩其在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时表现出的“远见”与“坚决”。

　　侯永昌当年所预见新加坡的问题，现在就在我们中国人眼前，而且比当时新加坡的问题还要严重。因为欧美国家和新加坡人口老龄化是在没有人口管制政策下的一个自然的长期的“渐变”过程，而中国在30年来人口管制政策下生育率急剧走低，甚至形成了不少四二一家庭，其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可能会是一个急剧的“突变”过程，引发的社会、经济等问题将快而猛烈！今天我们社会各界对待老龄化问题，具有侯永昌那样“远见”的人不少，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是具有侯永昌那样“坚决”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并亲体力行的人却不多。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虽然具有“远见”却难以“坚决”呢？

　　解决老龄化危机的对策主要有3项，核心都是增加社会生产人口：一是侯永昌20多年前便坚决主张的延长退休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该措施能够直接增加生产人口，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缓解老龄化危机。欧洲国家福利制度一一崩溃，说明延长人们的工作年龄确有必要。二是积极引入外来年轻劳工，如同第一项措施一样，它也能够直接增加生产人口，对于一些富裕的小国能够解决老龄化的燃眉之急。三是采取稳定和鼓励的人口生育政策，见效虽慢，但从长远来看应该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方法。在应对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上，日本采用一、三项政策，西亚石油生产诸国多采用二、三项政策，欧美诸国基本上综合使用全部3项政策。然而面临老龄化危机，中国对这3条政策一条也没有考虑，那么这3种方法在实施应用中到底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引入外来年轻劳工需要的条件之一是劳工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国民收入应该有相当的差距，吸引年轻劳工从输出国向输入国流动。目前我国经济GDP总量虽然即将位列世界第三，但是人均GDP并不高，对国外劳工的吸引力依然欠缺。同时各国政府出于政治外交、人种结构、社会就业、民政婚姻等各方面的考虑，往往对引入外来年轻劳工慎之又慎。另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级大国，未来恐怕也缺乏相匹配的年轻劳工输出国。

　　采取稳定、可持续的人口生育政策从长远来看应该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方法。但就目前而言，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从社会方面而言，长期的人口管制政策导致低生育率，儿童的高抚养成本业已形成，社会已经逐渐适应，如果再鼓励提高生育率恐怕引致社会的反感和抵制，对于多数“四二一家庭”在经济上恐怕也有困难。二是从政府方面而言，采取稳定、可持续的人口生育政策是一项“前任政府栽树、后任政府乘凉”的事情，影响当前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故现任政府的积极性不高。此外，政府在“基本国策”问题上也有“自我否定”方面的忧虑。

　　在上述“问题”中，虽然有一些确属客观掣肘因素（如输入外来年轻劳工），但并不是主要的。更多的“问题”恐怕是来自于主观方面，例如对“民意”的担心（如延长领取退休金年龄）和对自身政绩方面的考虑（如提高社会生育率）。对此，我们不妨领略一下侯永昌的“坚决”。侯永昌在担任波东巴西区议员接见选民时，许多选民向他提出把提取公积金存款的年龄从55岁降至50岁，被侯永昌当众斥责为“不知好歹”。当然，我们并不赞同侯永昌对选民的言语态度，毕竟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选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侯永昌在这方面显然缺乏作为政客的“基本素质”，并因此丢掉波东巴西选区。但他却是 “一位标准的公务员”，“有很高的威严，要求高、说话坦率、实干而不空谈”（李显龙语）。侯永昌的言语行为反映了出于体恤子孙后代和未来政府而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坚决”态度，其“坚决”的底气来自于他的无私（他建议延迟提取公积金年龄的时候本身也是老人）和对公众服务的诚意，目的在于确保新加坡国民有足够的条件安享晚年。

　　反观自身，我们现在一方面享受着上世纪60年代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将因采取低生育率而导致的“人口负债”通过时间“重组”给我们的子孙和未来的政府，更有一些人绞尽脑汁提前退养来躲避社会责任。当我们今天这些年轻人到达70多岁的年纪时，就会发现我们的子女要以他们的工作收入全力奉养父母是多么辛苦的事，我们将为之惭愧。如果我们今天未雨绸缪，作决策时不只重视个人绩评，而是“有视野，为国家长远计，愿意讲真话，保持独立和忠直”，具备侯永昌那样的“远见”与“坚决”并付诸行动，将来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无私和为后代子孙及未来政府留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感动。（朱南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新传媒新闻报道，前内阁部长侯永昌今天逝世，享年84岁。侯永昌历任国防部长，卫生部长，他也担任过公务员首长、常任秘书，建屋发展局首任局长等要职。

侯永昌在中国出生。年幼时就跟随父亲到新加坡。在马来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担任教师和行政官员等民事服务职位将近30年。

1960年，侯永昌受委为建屋局第一任局长，过后也曾任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新加坡港务局主席。侯永昌担任的其他要职还包括公务员首长，总理公署、财政部和国家发展部常任秘书。

1979年他获选为波东巴西区议员，从此踏入政坛，当时他已经是55岁。侯永昌过后受委为国防部长和卫生部长。

担任卫生部长期间，作为老人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侯永昌提出了老人问题委员会报告书。1984年侯永昌退出政坛，回返银行界。侯永昌育有三名孩子。

NKF主席余福金在回忆起侯永昌时说，他是跑在时间前端的人。

余福金在担任会计师时跟侯永昌共事，当时，侯永昌是海峡商行主席兼总裁。

余福金表示，“在社会服务行业的人将永远记得著名的侯永昌报告，那是具前瞻性。可惜具前瞻性的好东西很少全面地受欢迎。侯永昌是一位具有远见的人，有巨大勇气来实现自己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