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是一个性情散淡的人，一辈子不事生产，家里的生计全靠奶奶支撑。爷爷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并和几个同好此道的爷们组织了什么“玩友社”，兴之所致，便在茶馆聚伙清唱。这“玩友社”实际上就是一个川剧爱好者的票友组织。经常参与“玩友社”活动的，有一位名叫侯之但的过气小军阀。侯之但就是电影《突破乌江》里面那位黔军侯旅长，下野后便回老家赋闲。这位侯旅长静极思动，便主动参加了“玩友社”，和一帮市井平民相邀看戏，相聚票戏，图个开心。据说，侯旅长虽然下野退役，但仍喜穿着一套将校呢军服，其无论走路还是站坐总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虽然身份有别，侯旅长从不拿捏架式，与玩友们平等相处，彼此交往的话题也从不涉及政治，当然，我爷爷对政治之类话题也毫无兴趣。多年以后，爷爷看了《突破乌江》这部片子，说：老侯打是打输了，但他可不是笨蛋。

　　我对侯之但将军的印象来源于反映红军长征的老故事片《突破乌江》。在电影中，侯旅长属于那种看似凶狠实则“草包”的“菜鸟”将军，他和手下官兵在“英勇红军”面前显得愚蠢怯懦而不堪一击。历史的事实是，侯之担确实被红军所溃败，其溃败的原因则并不简单。历史上的侯之但，并非出身绿林好汉，他青年时代也接受过比较规范的军事教育，并与同乡、同学组成了民国初年控制贵州长达十余年的桐梓系。侯之但先后面贵州军阀首领刘显世、王天培、袁祖铭、周西成、王家烈等枭雄的旗下带兵，在西南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三十年代初，侯之但已经成为位列贵州省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之后的二号人物，时任25军副军长兼师长、主力旅旅长，据守在相对富庶的黔北地区。在红军进入贵州之前，桐梓系诸将领实际上已貌合神离、拥兵自重，王家烈名为军长、省主席，实际上只能控制有限的地盘和兵力。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王家烈自知不敌，被迫请求中央军入黔“剿匪”。蒋介石正中下怀，命令薜岳将军统兵入黔。薜将军的任务不仅是消灭红军，还要借机收编贵州军阀部队，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也趁听调“剿匪”之机，企图窜进贵州抢占地盘。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王家烈、侯之但等军阀心知肚明、惶恐不安，对“自家人”的防范甚于对红军的防范。所以，当红军逼近乌江防线的时候，驻防黔军的总指定侯之但已经把其主力用于防范中央军、川军、滇军对北地区的“进犯”去了。红军在乌江防线刚发威，侯之但的部队也就借势逃回了“老家”。然而，侯之但虽然逃过了红军的毁灭性打击，却没有逃过老蒋的“手板心”。老蒋以种种借口并借助中央军的强势，对贵州军阀进行了全盘收编。王家烈、侯之但都被解除了军权，自然而然也丧失了对“根据地”的控制权。老蒋还算不为己甚，没有使出月黑风高的手段，而是慷慨地允许侯之但带着家眷、细软等迁居贵州赤水县城。侯之但在赤水早就筑有“侯公馆”，此番失势后，便安心赋闲不再有其它想法。他的旧部被老蒋收编、整组后开出了贵州，在抗日战争中倒也表现不俗。侯之担在其赋闲的十余年间，每天仍保持军中出早操、冷水浴的习惯，其“名人效应”对乡邻子弟的影响竟然甚大。

　　解放时，侯之但并没有出逃，也没有接受国民党残军邀其就职川黔游击纵队总指挥的要求，只是平平静静地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不知道的是解放贵州的部队首长杨勇、苏振华都是当年参加过突破乌江战役的基层指挥员，杨、苏二人可知道这个鼎鼎有名的侯之但。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侯之但被捕并很快执行枪决。当时，我父亲已经是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也参加了枪决侯之担公审大会的秩序维护工作。据他回忆，侯之担那时已是近60岁的人了，穿着一身将校呢的旧军服，脚上一双马靴擦得锃亮。主持公审大会的是驻军的团政委肖风，他也是参加过乌江战役的红军战士。肖政委曾到牢里看过侯之但，问侯将军还有什么要求，侯说：让我死得像一个军人吧。肖政委思考片刻就点头应允了。从公审大会现场到执行枪决的赤水河岸有不短的距离，侯之但始终昂头、正步走向刑场。他是站着挨的子弹。这一幕给我的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发电要求停止执行对侯之但的枪决，可为时已晚。倒是肖政委因为认可侯之担“死得像一个军人”的要求，被同事以“阶级立场不稳”为名上告到兵团党委，他受到了党内处理并调离。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人生的际遇。

    侯之担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担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作者：潇洒书生)

　　该县县志引述的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没有去山里入伙，也没有明里暗里有过反共活动。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侯之但被杀，原因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我父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 (萧洒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