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三族伯鲍永瑞
                                                       江苏 鲍延苏
    我的三族伯鲍永瑞，1907年9月15日出生在江苏省沛县城北约四公里的一个有二十余户、一百多人口的闭塞小乡村一一鲍楼村。
    三族伯五岁时父亲去世，十一岁时大哥永清因病而逝。当时，年仅十八岁的二哥永椿不得不辍学回家，承担起料理家务的重担。
    三族伯九岁入乡村私塾读书，十二岁上小学。他幼承家训，勤勉好学，得到师生赞誉。1924年夏，十七岁的三族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在南开，与林枫、张文佑同居一室。三人中，林枫年龄最长，比族伯大一岁，张次之。当时的家境，张天佑家最富，其次是林枫家，而鲍家家底最薄。族伯深知自己家景，有时早点都不吃，在此期间，林、张也时常资助于族伯。
    族伯南开的同学中还有王少庸、张柏园、杜毓坛、江凌、李耕田、娄祥等，由于情投意合自然常聚在—起，在一年级时就经常传阅《向导周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6月5日，天津各学校学生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族伯积极参与。
    1927年，“四•一二政变”，此时族伯卷进了革命活动的浪潮，白天上街游行、演讲，夜里写传单印传单。由于身体不佳，不到一周就累得声嘶力竭。
    在南开的三年，对族伯是至关重要的三年，具有重大影响的三年，在他的终生轨迹中或多或少地有这三年的踪影。首先是接受了系统的初小教育，其次是结交了一批进步有为的同学，再次是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郝寨小学旁的一块宅地上盖了两间小茅屋并圈了一个小院。这两间小茅屋既是族伯养病的地方也是他学习的地方，更是他结交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在他结交的这些人中有郝中士、李剑波、郝中牟、郝心昌、张基隆等，在抗战开始后，大部分都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与族伯保持联系。
    1933年和1935年，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林枫曾先后两次来族伯养病的茅草屋里躲避。林枫把革命的实际状况带来，提高了族伯对当前局势的了解，增加了对革命的认识。
在族伯的茅草屋里，林枫与反帝大同盟成员郝中士、鲍延年、郝中牟、李剑波等开会分析斗争形势，指导当地的革命活动。
    林枫在沛期间，鲍家始终竭诚操办林枫的生活需要，尽力维护着林枫的安全，三伯母还为林枫做了多件新衣服。在林枫临走时，鲍家卖了一百斗粮食（一斗三十斤左右）给林枫作为路用。
    1943年6月，微山湖地区一支由杨振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支队二十余人被国民党军队追赶，在一个夜晚来到鲍楼村投靠鲍家，在鲍家的西粮库里住了两天，并在此备足了粮食，稍作休整，于夜间撤走。
    1947年9月，族伯在丰县崇真中学任国文老师。1948年上半年，崇真中学在动荡中停课，族伯只好回到沛县，下半年到晓明中学任教。同年11月沛县解放。解放大军汇集在徐州东南，淮海战役打响，族伯积极筹集粮食支援前线。
    解放后，进驻沛县的中共县委书记罗伯珩建议族伯到沛县中学协助党组织接管工作，并担任国文和政治两门课的教学工作。
    1950年，江凌任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他力荐族伯到教育部工作，同年5月3日族伯来北京教育部报到，任科长，编辑《识字》课本。1953年经江凌、徐勉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转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并任负责人，定级为6级（教授）。在教育部工作近二十年期间，族伯整天没早没晚的工作，很少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有时白天与友人聚会，晚上也要加班，在每年的部评先进工作者中，族伯多是榜上有名。
    族伯的生活很俭朴，在京的前几年连一块手表都没有，日常生活里也只是每周只吃一顿水饺。尽管自己的生活这样节俭，1952年把自己得到的一笔不小的稿费，全部捐给了抗美援朝。
    文化大革命期间，族伯遭到迫害，编辑工作停了下来，在机关打扫卫生。1969年5月去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虽然期间每月只发给50元的生活费。但族伯每月30元的党费，却从未落下。
    1970年审查结束，恢复了族伯的党组织生活。1971年他退休回到沛县，被安排在文化馆。
退休后，族伯协助文化馆整理沛县文物资料，并抽时间到沛县中学观摩中学的语文教学。
    1977年5月，族伯因突发脑溢血，神志不清，经沛县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30日离世而去。族伯去世后，噩耗传到北京，当时林枫因病住院，派其儿媳马晓力亲临沛县吊唁，郝中士、郝中牟、张天佑夫妇等均发来唁电。
    族伯的追悼会于1977年6月1日在沛县中学会堂召开，参加追悼会的有县领导、各单位、鲍楼村的群众及其亲友，原沛县教育局局长马竞夫致悼词。
    族伯的安葬仪式在生地鲍楼村举行，全体村民及其亲友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前来为族伯送行，骨灰葬在村东的公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