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鲍”的字与氏
                                                                      上海 鲍世银

    在很有权威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鲍鱼》））中有“天下第一鲍”。而鲍，为古字，汉朝许慎《说文解字》中“饐鱼也”，是唯一的解释，根据许慎的“饐：饭伤湿也”，再有《现代汉语词典》中“饐：食物腐败变味”的解释。至于中国文字，许慎又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可在中国神话史的那时还没鲍字。
    然“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山海经?海内经》），白马是鲧之神形，鲧就是夏禹的父亲。鲧治水无效被舜杀，禹治水有功受禅即帝位。到中国半信史的初期，舜帝葬苍梧后，有“熊、罴、象、虎、豹、狼”（《山海经?大荒南经》）的Bao（鲍）之音，仍无鲍字。
    半信史的夏禹后相时，以鲍氏家谱《浙江兰溪凤山（西湖）鲍氏源流》记载“9仲康——10相/贞（贞封于鲍以为氏）”，但是从商朝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的考古中，汇集四千五百左右个单字，还没发现一个“鲍”字。
    相与贞的那时，据文献记载，是中国启始帝位世袭后的第一次改革的年代。“云从龙”“风从虎”（《周易》）的“龙”“虎”都是帝王的象征，启为上天驾二龙之帝王，相为虎变到帝丘之帝王，而相、贞的伯父太康虽为帝王，实指兄弟好几个，曾作《五子之歌》为佐证。《史记?夏本纪》有“禹曰‘女言致可绩行’……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相、贞同为兄弟，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的二难之“泽”与“火”，故有《革》，所谓《革》“九五：大人虎变，未有占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周易?革》），正逢相迁都往帝丘，相、贞虎豹炳蔚之二分，产生国家新的职能，贞就为对革的最高管理者。其后裔“初八，十二日，十三日……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川鲍老亦有一百余人，车驾诣景灵宫朝拜祖宗，外百司迎驾”（《永乐大典七千六百三卷?西湖老人繁胜录》），尚有“鲍老当年笑郭郎”使“教鲍老当场舞”（旅顺罗氏《永乐大典》一三四八《经锄堂杂志》），而演绎为一种可穿帝王龙袍“交衮鲍老”的舞队。至于《周礼?考工记》中皮革匠的“鲍人”，起始于“豹变”的Bao音，遂叫“贞”的“君子”“以从君”而有此统称。其“鲍人”之“鲍”字，造于《周易》后的周初。
    鲍与鲧神形类似，非鱼类，一为豹变，一为白马变，在周初又怎会豹变，合鱼包成之为“鲍”呢？鲧的儿子禹，叫夏禹，又叫姒文命，姒是姓，夏是氏。姓氏本有区别，姓，多沿袭母系氏族社会的特性，知其母，不知其父；氏，多是父系氏族的男子，以其社会职能、功德或封号而传世。而姓的使命之龙虎“天”“风”，到商朝末年，就绝笔于《姤》，由周文王“女壮，勿用取女……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四：包无鱼，起凶……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周易?姤》）的提示，使文王之后的周穆王才会赐昌龄于新造的鲍氏之字。
    人们运用考古类型学，略知些造字的规律，从母系字的姓→姒/“母吞薏苡”（《论衡?奇怪篇》）→《姤》的延伸，再穿插父系字的氏→鲧/贞之豹变→鲍，“母”本是女人之“女”和“苡”下之“以”能造出“姒”姓之字，就不难看出“鲍”是承接父系氏族“鲧”的一半、音谐贞的“豹变”之Bao。窃以为这就是周初，能以禹之父系氏族关系、为禹之贞的后人，而造“鲍”字之人的心理，当然非周初的帝王莫属，也只有周初的帝王敢以文王的“包”“鱼”造个“鲍”字。
    周文王的“包有鱼”，寓意他之前的整个姓氏人名中唯“鲧”带鱼字旁，鲧是氏族首领，《吕氏春秋?行论》“‘得天之道者为帝……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与共工等，同为四凶之一，后治水中“要大家播种黑小米”（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如此爱民以救洪水所遗之灾，却不利于公侯之宾朋间的交往，以至被舜首先借故而杀。“包无鱼”，寓意整个姓氏除去带鱼旁字的氏族首领，舜时还是有浑敦、穷奇等氏族首领的四凶人来起凶，而被舜所流放。
    周文王《姤》“女壮，勿用取女”的“女”字当头，已显现他自称是商纣的属下，就如舜对禹说“女”，禹对属下说“女”，此文正是周文王为氏族首领时，被纣囚狱中，彼此间以《易》的八大因素一一排列组合，再从各组合的六个方面，推导自己与商帝纣王之间的厉害得失，正巧数点到鲧、禹及贞的“豹变”之后人，“包有鱼”，也就成为造“鲍”字之概念的起源。
    而周武王时，绝不会有贵池县香山《鲍氏宗谱原序》“子牙闻叹归告婴子，婴子曰‘此璞玉乃腾波湖鲍鱼含来’……王宣婴子进见，问其兵法杂议之事一一应答如流，王大悦，封为办宝议奏郎，赐鲍鱼双姓，至成王加封百度侯……生昌龄公，生资敏捷，凡书一览即通记之，无复再读，周穆王奇其才以林源公主妻之，敕去鱼字赐姓鲍，封之上党，则鲍氏之宗始此矣”之中的双姓。若那时已有成熟的“鲍”字，那么周文王《姤》的“包有鱼”该是个“鲍”字，“包无鱼”就是“无鲍”，或在甲骨文考古中肯定早就发现“鲍”的单字，那时怎会已有“鲍鱼”双音词组呢！再说“鲍鱼”，是只生长在咸的海水之中，此乃为家谱中的不实之处，应去伪存真。或许从中可发现淡水之“鲍鱼”。
    其谱中的《鲍氏历代源流世系之图》明确记载，昌龄是婴子的第五代，鲍叔牙是昌龄的第九代，也没为叔牙特别渲染，与一世祖昌龄及至下每代每位的名号、住地、职业、仕途、封位、迁徙都在同样地叙述，为此不可能杜撰，因又具有很高的可信性，故武王依据“包有鱼”，即使赐封的，最多是“包鱼”或“鱼包”之双姓，形同“够”与“夠”字，到周穆王才会更多一种因素，合二为一创造“鲍”字。
    再则《姤》之“五……”，也讲明杞姓之人，或早于杞国的杞地，其杞与泰山附近的会稽有瓜葛，全是“豹变……贞”的后代，仅看他们的外表而不论本质，那是忘掉了自己的天地，所以又有周武王依此辗转寻到夏禹之后“东楼公”封之于杞的另一说法，《史记?陈杞世家》载“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此杞国，已是在今河南境内。周武王建立周朝二年就崩驾，“禹之后”刚“封之于杞”，也就断定周武王时还没有“鲍”字。
    但在唐朝林宝《元和姓纂》所载“敬叔仕齐，食采于鲍，因氏焉”之前，而史籍中确实已有早于鲍敬叔的“《公羊传》，有所谓鲍广文者……效忠于鲁孝公（公元前806-前769年在位）之初年”（《鲍氏文苑?祖脉觅踪》）其人了，即周宣王（公元前823-前782年）在位已有成熟的“鲍”字。归功于周文王对“包有鱼”“包无鱼”的推算，有着早不成晚已熟的时空，使周穆王创造了“鲍”字，赐于昌龄为姓氏，而能吻合着家谱记载，“古代知识渊博的旁姓学者的笔下也明确记录了‘昌龄’公为我鲍氏一世祖”（《鲍氏文苑?鲍氏源头探究》）。
    正因是帝王所造的“鲍”字，在当时也就作为吉利的象征，随后早于鲍敬叔的“陈桓侯鲍”，与“宋文公鲍”就干脆以“鲍”字为己名。“陈桓侯鲍”是生于公元前740年以前的历史人物，就是鲍敬叔“食采于鲍”的那位侯爷，而“鲍”在此时，显然已是更成熟的字了。西周帝王创“鲍”字的本义，是认定了夏禹之后，能区别或脱钩于从事皮革的匠人，也的确是“不利宾”于从事皮革业那些“从君”的匠人，可是西周的皮革匠人就偏偏爱上了其“鲍”字，宁舍去那左革右包的鞄（鲍音），或上陶下革读（Bao鲍音）的与皮革业、陶业有关联的一些字，上陶下革读（Bao鲍音）的字见出土之春秋时期青铜器“鲍氏鎛”上的铭文，更有周文王的《革》“君子豹变……居‘贞’吉”，故《周礼》中皮革匠人就可“从君”，而叫“鲍人”了。
由于几百年后的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出世，是大邦的“鱼日”合字的“鲁”人，对小邦“鲍”已形成市场的“鲍肆”，顺从了一些人的妒忌心理，常有“孔氏所谓‘食饴而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语”（太乙真人《七禁文》），或显示自己韦编三绝《周易》而有学问，为圆通《姤》“包有鱼”“不利宾”，再从“鱼日”之“鲁”字的角度，臆度了与鱼类无关的“鲍”字，硬和腐败的“臭”“鱼”扯在一起，在《孔子家语》中说“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加上三千弟子“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明朝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成了儒家定义，也就使东方朔《七谏》有“过鲍肆而失香”，连太史公《史记?秦始皇纪》也囫囵吞枣地“有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那东汉的许慎《说文解字》中也就有了“饐鱼也”的解释。到明初《永乐大典》还在沿袭前人的“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之所习，不可不思”（四百八十九卷）的观念。这些是“出于江淮”或“盐渍”（《辞源》）的鱼，皆非是指素称“海味之冠”（网络版《不列颠白科全书》）的鲍鱼。窃以为，“鲍肆”、“鲍鱼之肆”，实是指鲍家所经营的鱼行（鱼市），在鲜鱼过剩的情况下，只好用盐将鱼腌制起来，以利保存。腥和臭往往相连贯，在那些又吃鱼又嫌腥的自认为身份高贵者看来，鱼肆当然是腥臭难闻的了。久而久之，“鲍肆”、“鲍鱼之肆”的腥味简称演变成了鲍鱼之腥臭。
    在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说“鲍鱼音”，亦是借喻秦始皇死尸的臭味，对朝廷氛围予以相提并论，但“贵耳”却成为“海耳”共鸣“音”韵之出典，使“耳”状外形之“鲍鱼”，至明朝才夺胎而出。明朝《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六年，其典《七千六百三卷?西湖老人繁胜录》的“海鲜：”类中有“香螺、竦螺、石首……蚶子、蛤蜊”等等，就是没“九孔螺”、“鲍鱼”之名称，但其“肉食：”类“炕鹅、燠肝、肚腑、糟鲍鱼”混在一起，故不像是生长咸海水中的鲍鱼；其典《一万一千六百二十卷?本草》中有“鲍鱼羹：治产后乳汁不下。鲍鱼……煮鱼肉，熟后，入后三味煮作羹，任意食之”，这如此地强调“鱼肉”，好象血与内脏有毒；也确实在其《永乐大典之一万一千九百七》卷中，就特别强调了“河豚鱼，一名鲍鱼”，这就是“出于江淮”之“鲍鱼”。总算郑和下西洋后，世间再多明理自知之人，指认海底岩石上叫“海耳”、或叫“九孔螺”的一种生物，顺沿海香料之路，从海外与燕窝先后传入宫廷再流到民间，定名为“鲍鱼”，以挑逗性的字眼，抗争于孔子的“鲍肆”，名字中虽占75%的“鱼”，却和鱼类毫无关系。又明万历年间的程荣，校正汉末应邵《风俗通义?鲍君神》“见此麏（即是獐）著绳，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鲍鱼置其处……后数年，鲍鱼主来历祠下……上堂取之，遂从此坏”，得此仍不是“海耳”之“鲍鱼”，也只有郑和下西洋后，中国才能有人以“海耳”之“鲍鱼”来夺胎换骨。这也就更激发人们对“鲍”之起源的一番深思。
    鲍，就是一半袭夏禹父名之字、全谐“豹变”Bao音的夏禹之后而诞生之字。夏禹，是鲍氏有了中国国家意识的始祖。为有此姓氏的文化，也就从未有该姓氏的人再称皇称帝，向来甘为卿士，生来为祖国，寻觅作不尽相同的贡献。其姓氏，也就为国之栋梁，明初的宋濂曾依据史籍（唐史）而说“以十六姓为国之梁，而上党鲍氏在其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