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大禹功绩与大禹精神
                              河南 鲍典章 北京 鲍中行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奠基者，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治水英雄。他承上启下，不仅开启了华夏民族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且其精神对后世同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人们法度的楷模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其重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曾经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当前，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工程中，我们缅怀大禹功绩，学习弘扬大禹精神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大禹及其历史功绩
    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名曰文命”。其父鲧在上古时被帝尧封于嵩山（即今河南省嵩山），称崇伯。崇伯是活动在今嵩山一带的夏部落首位。鲧死后，“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即今河南省禹州市）是也。”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市），后在阳翟”，由此知大禹初都阳城，又迁阳翟。大禹一生治洪水、分洲治、立贡赋、建夏朝、颁夏历、统度量、封诸侯，是夏王朝的奠基者和华夏民族新时代的开启者。功绩卓著，堪比尧舜。
    （一）平治水土，兴修水利
    治理水患是大禹诸多功绩中的第一大功绩，因为这是人类敢于向自然开战并战胜自然的第一场战役，也是拓展生存环境的第一场恶战。
    大约在四五千年前，华夏大地上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洪水水势之大，前所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面对茫茫洪水，人类的生存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大地上到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形成了禽兽猖獗，兽进人退的情况。人们外出觅食，不敢单人行走，需要结伴而行。住在低下地方的先民，只好在树上筑巢；住在较高地方的先民，只好到处寻找洞穴栖身。即所谓“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人类饥寒交迫，惶惶然不可终日。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尧陶唐氏忧心如焚。他先后三次求贤治水，前两次皆因方法不当，最后均以失败告终，直到第三次大禹受命治水，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方法，改堵为疏，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努力，方竞平治之功。
    大禹治水先从冀州开始，接着是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诸州。他采取培高挖低、除壅塞、成沟河，开山凿渠，疏通水道的方法。先后将冀州的洪水导入大海，兖州的洪水导入黄河，荆州的洪水导入长江，豫州的洪水导入黄河。为了疏浚黄河上游汹猛的水势，他带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开挖了九条入海的通道，将长江、黄河、淮河、汉水、渭水、洛水、黑水、弱水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治理。治理洪水过程中，大禹跋涉九州，先后导水经过了吕梁山、太行山、太华山、大别山、太岳山、雷首山、碣石山、五挝山、岷山等九座大山，治理了雷泽、震泽、菏泽、大泽、大野泽、大陆泽、荥波泽、孟猪泽、彭蠡泽等九个大泽，《史记•夏本记》对大禹治水的功绩进行了高度评价：“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在大禹治水漫长的十三年中，他不仅治理了水害，而且兴修了水利，开挖了许多田涧沟渠排灌工程，引水排涝，变水害为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的安居乐业。形成了“男耕女织，不夺其时，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积，私家有九年之储”的大好局面。治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巨大辉煌的成就。
    （二）分州而治，肇造华夏
    禹之前的华夏地区存在很多的氏族部落。这些部落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部落与部落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各行共道，自成一统，经常处于游走不定的状态，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小到氏族，大到部落联盟，为了争夺生存条件，经常相互杀伐，进行战争。一些部落联盟在战争中逐渐强大起来，最终成为这些部落的领导者。
    黄帝在战胜蚩尤和炎帝后，“有万诸侯”，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最大的部落联盟首领。作为天下共主的黄帝，“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对这些部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氏族部落管理的水平，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到了尧舜时期，开始对氏族管理办法进行改进，他按照各部落聚居区域的不同，划分天下为十二州，分置州牧，并且设立了军事制度，制订了惩戒措施。这些管理办法同黄帝时期相比虽然有不小进步，但仍未从根本上跳出以氏族血脉为基础的管理模式。
    夏禹王天下之后，大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社会进步。他采用分州而治的办法，将全国按地域重新划分为九州，即冀州、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各州设州长进行管理。州下边的邦国按地域划分，管理职位子孙相继。这种以地缘关系为主的行政区划方法，基本上摆脱了以血缘氏族为主分封方国的方法，是社会政治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个质的跨跃。为了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在划定九州的同时，夏禹还设立了了“六卿”、“三正”制度，整组了常规武装力量，“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师。从此，这些手持大板斧的能征惯战的军队成为夏王朝的坚强柱石，此后，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居住在“中国”的这些“冕服采章”的民族，逐渐成为先进经济发展水平和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代表，华夏从此形成。
    （三）设立贡赋，制订刑典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贡赋制度的设立源于夏王朝。在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因为氏族部落之间的控制关系很弱，所以是不存在交纳贡赋问题的，到了夏朝，人类社会开始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分化成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转，军队的存在，需要大量的费用开支，这些费用必须向部落方国和百姓收取，贡赋制度于是应运而生。刚开始的时候，各方国部落缴纳的贡赋等级是不一样的，依据气候、物产、土质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处优者多交，处劣者少纳。如冀州“其土白壤，赋上上，田中中”。除此之外，再依据各部落距离王都距离之远近，分为五服五个档次，五服决定缴纳的贡赋的数量，称为“五服朝贡”。据《尚书•禹贡》记载：“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可见贡赋数量的多少是以王都为中心，以五百里又五百里的发散距离向东西南北四周逐渐扩展开去的，贡赋所及，直达蛮荒。
    不仅各诸侯国要向夏王朝上交贡赋，而且老百姓要向所在地的各奴隶主上交赋税，“夏后民五十而贡”。农民除要耕种分配给自己的五十亩“私田”外，还需要耕种五亩“公田”作为赋税。这就是所谓的“十税其一”制。这种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可称为我国赋税制度的渊薮。
    此外，大禹时期的各种刑典也已相当完备。“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皋陶作士以理民”。这些都说明夏禹时期的刑法已经成文，夏王朝统治者已开始用法律手段去治理国家和人民。史载夏禹曾“造井示民，以为法度”，将法律公布于众，让大家都去遵守。皋陶也曾“立狱制罪”，于是“民知畏法”，其他文献中也常有夏有“纪纲”，“有典有则”，“邦有常刑”的记载，表明夏禹时期，夏王朝的律典刑法已经比较完备。
（四）统一度量，颁布历法
    有绳则直。大禹在立国之初，面对各国诸侯的纷乱状况，政治上需要统一，经济上需要发展，文化上需要整合。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度、量、衡的统一问题成为制约国家大一统的重要问题，如果邦国都各行其是，则全国资源就难以进行有效地调配和交流，“协和万邦”将成为空淡。以长度为例，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使用的标准就十分混乱，计量长度单位有的用丈、有的用弓，有的用仞，夏朝则用步。如大禹治水时，就是以“步”作为单位来测量距离的。
    在统一度、量、衡的过程中，在参考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大禹采取了以五谷中的黍为基本标准的计量方法。在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远古时代，这的确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黍颗粒最为均齐，无长短大小轻重之别。将一颗黍竖起来定长短，一黍的长短就是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度量的标准就出来了，不但取法方便，而且用之有效。再以黍来定多少，二千四百黍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以黍来定轻重，十黍为櫐，百櫐为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同，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量与衡的标准也有了。度、量、衡的统一，方便了交易，增加了公平，随着社会百业和集市贸易的出现，夏王朝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大禹执政后对后世社会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另一大贡献是创制夏历、颁布历法。禹即帝位后，“颁夏时于邦国”。“以建寅为岁首，改载曰岁。”改“载”为“岁”，始于夏禹。
    按照传说，我国干支纪年的方法起源于黄帝，称“黄帝纪年法”。到了尧舜时期，各部族各各行其是，历法的计算方法非常混乱，有以十一月为一年开头的，有以十二月为一年开头的，使用起来非常不便，更不好统一行动。夏朝建立后，无论是进行政治、军事活动，还是进行农事、礼仪活动，都需要有一部统一的历法，在这种情况下，大禹于是及时向各部落颁布了新的历法，这就是《夏小正》，也称夏历。夏历与过去的其他历法不同，它是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的方位来确定月份的，以斗柄指向正东偏北方向作为“建寅”，即岁首，以每十二个月为一年。夏历按照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田猎、农事和政事等项活动，对农业生产非常方便，因而又叫农历。为了协调历日周期和天文周期之间的对应关系，夏历还规定了润月，也称润年，即每三年加一个润月，这样，两者之间就有消除了误差，达到了协调平衡。
    事实证明，夏历符合自然界的运转规律，尤其利于农业生产活动的进行，因此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时“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直到今天，它仍被我们所沿用。
    除上述之外，大禹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面的建树也很多。如史书记载的“禹铸九鼎”、“以铜为兵”，说明大禹时期在冶炼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技术都非常先进，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许多制做精美的戈、镞、爵、刀等青铜器，都为此提供了充分的佐证。此外，二里头城廓遗址中的建筑布局、宫殿房舍、手工作坊、地下排水管道等也同时充分说明，夏王朝的城市建设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仅就这一点来说，大禹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功劳地位也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二、大禹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夏王朝开创者，大禹不仅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辉煌的历史，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大禹精神。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来看，大禹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顽强不屈，百折不挠求生存、求发展的优秀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
    （一）大公无私，为民造福的奉献精神
    在禹之前，禹的父亲鲧曾用“湮”、“障”之法治理洪水，但历时九年无功而还，不仅没有治平水患，反而导致溃堤决坝的残局，造成更大的灾难，助帝摄位行政的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在这种情况下，“于是舜举鲧之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当时，年仅十五岁的禹在父亲鲧因治水无功而被处死的情况下，明知任务艰难，治水风险巨大，但仍然以为民造福为己任，毅然挑起了治水的重担，开始了漫漫十三年艰难备至的治水历程，其精神殊为可嘉。禹挑起治理洪水的重担后，矢志不渝，废寝忘食，努力工作，终获成功。史载“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结婚才四日就毅然回到治水工地，并且在治水十三年的漫长过程中，能够做到“三过家门而不入”直到治平水患，人民安居，这种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学习和称道。
    （二）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大禹认真总结前辈治水的经验教训，讲究治水的科学性。治水过程中，他亲自登高山，涉江湖，实地勘测，全面了解全国的山河形势，在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因水之力”，就势引导的治水方针，按照水势就下的规律采用以疏通为主的方法，使之注入大海，取得了治水的最终胜利。故史籍高度评价禹的治水办法是“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不少政治家认为，大禹治水采用的这种疏导的办法，不仅可以用于治水，更可以用于治国，是很具有借鉴意义的。
    （三）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
    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其间充满了困苦与艰辛。治水过程中，他“身执来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虐之劳，不苦于此矣。”以至于手上布满了老茧，皮肤变得黝黑、粗糙。为了治理好洪水，他吃最差的饭菜，穿最差的衣服，住最差的房子，把所有财物都用到治水事业上来，《史记•夏本纪》说禹治水时是“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辇，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通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种坚忍不拔、不畏艰苦、身先士卒、破除万难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精神的真实写照。
    （四）九州一家，共谋发展的团结精神
    大禹时期，国有万邦，中原地区周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居住，东有夷，西有羌，南有苗，北有狄。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十分落后。大禹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不是歧视和骄横，而是尊重教化，积极向他们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优秀的文化艺术，化化外为化内，帮助各族人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走向农耕文明。大禹的这些做法，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促进了华夏民族的最初形成，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五）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自律精神
    大禹治水成功，名高天下，无人敢与之争能、争功。巨大的成就面前，他没有志得意满，乐享其成，忘乎所以，而是时刻保持着一种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自律精神。据《战国策•魏策二》记载，大禹原本有饮酒的嗜好，有一次大臣仪狄进献美酒给大禹，大禹在享饮之余，忽然有所惊觉，“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其国者’”。此时大禹已即帝位，以帝王之尊而能慎独、慎微到如此程度，可见其律己之严格。生前如此，身后亦然。史载大禹死后，“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以为禹葬以法度，不烦人众。”
    大禹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和道德精神，成为历代人们法度的楷模。“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当时，负责刑罚的司徒皋陶“敬禹之德，全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可谓天地正气，古今完人。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民族精神，一个时代不能没有时代精神，在中华民族正在进入伟大历史复兴的今天，大禹精神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对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要研究、宣传、学习、弘扬大禹精神，把大禹精神作为再造民族辉煌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扬好，用它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激励人们去努力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新的时代！

    （作者鲍典章系中国古都学会理事、鲍氏族史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