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远著：《长河疏影》摘篇

一. 新 馆 遐 思
安徽歙县的新馆，是个山水环抱的小村镇，一条小路，两边的茂林修竹，马头墙高耸在翠竹丛中，典型的徽式民居风韵，古朴的村民生活。
这里曾经是我们绍兴鲍氏家族的始祖鲍曾尚公(字尚志，l 729—1823)的故里，也是他的出生地。
2000年4月23日这一天，我随宗亲亦骧叔夫妇、表妹戚文娟、表妹夫李晓光、堂弟世问、饶锡鸿夫妇、世和弟等一行8人，寻根问祖专程来到新馆。
当我们的面包车驶进新馆的小路，村里鲍姓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站在村路两旁，挥手带笑夹道欢迎我们。一股浓浓的亲情顿时暖上我们的心头，我们打开车窗，频频挥手答礼。车子缓缓行进，在新馆小学门前停下了。
新馆小学原先是鲍氏宗祠，宗祠前面是一条现在已经干涸了的河床。从前这条长河是村里的运输航道，直接与浙江的新安江相联。当年这里是热闹的河埠码头，树起几根旗杆，上面各色彩旗飘扬，始祖尚志公就是从这里上船到绍兴去的。
我站在新馆这个当年曾经人来客往的码头，向河床的远处眺望，想象着尚志公怎样从这里出发，移居绍兴，创业发家的情况。
公元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尚志公从新馆移民到绍兴，从事盐业生产，在绍兴高车头村定居。
他为什么要从安徽迁移到绍兴?又为什么选择在绍兴的高车头村定居呢?这要从徽商的兴衰史说起。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经历300多年辉煌，为中国商界奇迹。其时，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运销本地竹、木、瓷、生漆、茶叶等土产外，还运销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特产。而盐业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商品。于是，徽商经营盐业者愈来愈多，直到把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晋）商、陕西商人击败。
清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船舶被毁130多艘，死者达1400多人，这似乎是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
清道光年间，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世袭经销盐的专利权，大批盐商破产，加上太平天国起义，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徽商的生意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后，外商进入，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商帮受到冲击，促使它的解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尚志公为了开拓盐业，不能不考虑从别的地方另谋出路。可以想见，尚志公决不会灵机一动迁移到绍兴去的。他一定在运销盐业过程中，到过浙江，到过绍兴，对哪些地区可以从事盐业生产，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绍兴东北隅的高车头村，地处近海，有天然产盐的地理优势，高车头村有水路可通外面，这里住房条件相对比城市要节省一点，即使造房建楼，就地取材、劳动力等等都比较便利。这就是尚志公选取高车头作为开展盐业的基地的原因，我是这样想的。当时，尚志公正当壮年，多年的生活奔波，锻炼了他从事盐业的能耐，积累了他做盐业生意的教训与经验。从他的移民生活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有文化教养的儒商。
尚志公在青少年生活的岁月里，他的祖母和母亲江氏、程氏对他的身教言教，对尚志公的思想、品格、气质长期产生着深深的影响。
江氏和程氏是两代孀居，家境贫寒，对尚志公幼年时督促他勤奋读书十分严格，平时对他的一言一行都不肯稍有放松。尚志公年轻时，常常有乡邻托他去市场捎带购买东西，因为人们都觉得尚志公诚实可靠。岁暮腊月，乡亲们就会送些鞭炮之类给尚志公。江氏得知此事，认为尚志公可能是偷取了别人的东西，生气地要责打他。尚志公再三说明，不是偷人家的，而是人家送给他的。江氏不相信，带着尚志公，撑着手杖往返走了10里多路，当面与乡亲对质，这才放心了。
有一年，村里为了赈济贫困村民，在尚志公家大门上贴了“极贫”字条，以作为优先救济的对象。次日早晨，江氏开门看到了这张字条，询问邻居，才知“极贫”户将给予特殊照顾。当时，尚志公9岁，站在祖母身边。江氏叫尚志公搬来梯子，她亲手将字条撕掉，并且对邻居说：“他(指尚志公)是男子汉。今天得了特殊照顾，如果以后他有才能，将来会被人讥笑；若是他没有才能，今天得了一斗一升，也只能苟延残喘，有什么用啊!”
尚志公从小就接受这样生动的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教育。
尚志公12岁那年的除夕临近的日子，家人叫他到外祖父家去借点钱来好过个年。他途经一个凉亭，那是农村中专给路人歇脚或者躲雨的场所。在凉亭里面的地上，他拾到一个里面藏有银钱的布袋。他心想，人家丢了钱袋一定很着急，会回来寻找，我一定要等他来。等了好久，有个老妇人急急忙忙赶来寻找钱袋。尚志公问她钱袋里有多少银钱，情况符合，把钱袋还给了老妇人。她感激万分，一定要酬谢尚志公，他坚决不肯拿。事后，有人说他真傻，为什么不拿走钱袋。他的外祖父程季和知道这件事，说：“这孩子做得对，将来必定成才。”
尚志公因为拾金不昧，结果没有来得及去外祖父家借饯，眼看天色已晚，他只好回家。他向母亲说明实情，母亲没有责怪他，就说：“今年过年，除夕年夜饭就吃素吧。”
年夜饭没有荤菜，全部是蔬菜素食，这个故事就此流传了下来。从此以后，鲍氏家族为了纪念老祖宗这种优良传统风俗，每年吃年夜饭就都用素食，这样延续了好几代。
当然，到后来这种素食也有了花样翻新、口彩增多。比如，黄豆芽炒咸菜叫如意菜，油豆腐塞蔬菜叫藏包，水笋做成红烧鱼叫年年有余(鱼)等等。
只是，如今大家生活都有了改善，年夜饭不再素食了。有的亲人认为有恢复素餐的必要，可是响应的并不多。
二、移民村高车头
绍兴东北郊，离城区约30多里，一个不大的村落户叫高车头。这里的北面是一片钱塘江的滩涂盐碱地，自古这一带就有很多晒盐的盐池，大批季节性的盐工，在这片滩涂上晒海盐，晒成的结晶盐，在靠近江边的镇塘殿的“稽东制盐所”，用树根烧制，去除杂质成为日常家用的粗盐，再经烧制成为精盐。初制而成的精盐沿钱塘江，上溯富春江、新安江、金华江、兰溪江、江山以及皖南各地。
从晒盐、制盐到运销这一系列的生产过程，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徽商经营盐业在安徽呈现不景气态势，开辟这条在浙江西部的盐业新路线，是既有发展的可能性，又有创业艰辛的不确定因素。尚志公和他的弟弟曾可(惠远)相偕来到穷乡僻壤的高车头，主要考虑到所处的地理环境比较有利于开展制盐与运销的条件，还由于这一带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附近村落渔港制作竹篾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可以生产装食盐的篓子，而且这一带还有低价的船运业等。因此，尚志公他们作为从安徽出来的“务工仔”，决定在高车头定居下来。需要说明的是，尚志公他们不同于一般“务工仔”，他们不满足于凭体力干活；他们是有文化的移民，是带着徽文化的印痕，来到越文化的绍兴故地，渐渐地做着徽文化与越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富有意义的事情，在绍兴这块历史文化土地上，创建着很有特色的移民文化，绍兴鲍氏，从此进入了新的“移民时期”。
尚志公定居以后，自觉地尽快接受当地文化，尽快融入当地村落社会，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接着建新居、造宗祠、举办慈善公益事业等等。
尚志公提出，在开展盐业生产与建造生活设施的同时，希望实现三项夙愿：一是为两代前辈(祖母江氏、母亲程氏)修建表彰牌坊；二是从煮盐的“灶户”，即制盐的生产劳动者，成为盐业的“商人”，即盐业的经营者；三是子孙们必须入学读书，唯有读书才能明理。
这三项夙愿说明什么呢?说明尚志公在传承徽文化，在从事盐商活动中，他对徽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具有高瞻远瞩的思想感悟，又有广阔的胸襟与抱负，在盐商活动中关注着对文化建设的追求。
记得当我们在安徽歙县棠樾和黟县西递民居游览时，那里显示的徽文化的主要标志是：民居、宗祠、碑记。棠樾的鲍氏牌坊群、黟县西递明清古民居建筑群，都折射出徽文化的浓重底蕴。而尚志公在高车头建新居、修宗祠、造牌坊以外，还创建义塾，“建祠不忘兴学，以祠养学”，体现徽商“诗书传家”的理念。这更说明尚志公的远见卓识。
尚志公的三项夙愿，历经数年以后，得以逐一实现。公元1791年一1795年，即清乾隆56－60年间，为旌表江氏和程氏的持家教子、贞节可风的事迹，由御笔亲批“彤管双辉”(彤管，赤管笔。古代文史以彤管记事。《后汉书。皇后纪序》：“女史彤管，记功书过。”)牌坊一座，树立在高车头鲍氏宗祠前。牌坊两侧立柱上镌刻楹联：
苦节励冰霜，念当年两世孀居，克守女宗遗范，
钦褒光日月，看此际一门坊表，长留圣善徽音
这是一座贞节牌坊，但它又不只是单纯的贞节牌坊，因为这座牌坊的后面，包含着江氏、程氏身体力行，教育子孙的许多感人故事，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当年同样的牌坊共建造了两座，一座树立在安徽新馆。一座建造在绍兴高车头。后来新馆那座牌坊遭到毁坏，不复存在，而高车头的这座牌坊至今基本保持完好。由于高车头鲍氏宗祠现在已经毁损，这座“彤管双辉”的牌坊，经修缮后，移到了绍兴运河航道岸边，运河滚滚长流，岸边牌坊屹立，颇具新意，成为绍兴一处新的人文景观。
高车头的民居，是以“台门”为主要形式的合院式组合的院落群。尚志公以及他的子孙们修建的高车头民居，顺着河道，在石板路边一字排列，由西向东依次是老台门、小台门、新台门等等，历史记录了高车头鲍氏发展的轨迹。
高车头鲍氏宗祠与义塾，这种两者并列的布局结构形式，在浙江境内是不多见的。宗祠与义塾在建筑平面布局上，采取“西祠堂，东义塾”，两者之间有通道分隔，平行对应，两者贯通，综合利用。在风格上，祠堂以端庄肃穆，对称呼应为主；义塾采取园林结构，灵活自由。宗祠主要为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义塾重在渲染文化氛围，设有“养正堂”、“时还读我书”、“时雨春风”、“四时乐”等匾额，并有教室、礼堂、教师办公室、操场等。
三年前，我曾到高车头去参观，这些建筑群经过200多年的沧桑巨变，除几座“台门”依稀可见，牌坊破损一角仍屹立在河道边，而宗祠、义塾等等都已毁损。
站在高车头原来宗祠前的河道旁，不禁感慨绵绵，发人深省。徽州鲍氏早在东晋就从北方迁居皖南，是入皖最早的姓氏之一，对徽州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徽州鲍氏并不安于徽州，随着形势的发展、生活的变迁，开始了向外发展开拓的经历。正如徽州民谣所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这正是尚志公兄弟闯荡天下，长途跋涉定居绍兴，艰苦创业，勤劳奋进，自强不息，“以商入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向往成功之路的生动写照。
我们在高车头“台门”的旧址看到了两块刻有篆字的石条，上面刻的是“守无逸”、“长富贵”。这是祖先对后人殷切期望的祖训。1823年道光三年，尚志公故世，享年95岁。
尚志公在高车头定居，进行盐务，他的三大夙愿实现。移民阶段的完成，大体上经历了整整四代，时序大约近一个世纪，艰辛创业而事业有成。从此绍兴鲍氏随着盐业进展，事业发达，人丁兴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多，高车头祖居已经不敷使用，势必需要各自分居，自立门户。于是绍兴高车头鲍氏人员分别迁居到绍兴城镇各地，有直乐泗、渔港、豆姜、作揖坊、前观巷、八字桥等处。这时候，鲍氏成员由农村逐步进入城镇，进城以后，在城市人文荟萃之地，使鲍氏族人接触文人墨客而拓展了见识，接受了新思想，同时扩大了产业经营范围，开始从单一的盐业扩展到金融业和城市基础建设等行业。
我们这一支家族迁居绍兴城南前观巷，主持这一建设新家工程的总设计师是第四世遗唐公。
遗唐公是尚志公的曾孙，生于1829年道光九年，他的哥哥寅初公，因直乐泗炳南公无子(炳南公是尚志公的孙子)，寅初公过嗣到了直乐泗鲍氏。
寅初公出生于1822年(道光二年)，长遗唐公7岁。兄弟手足情深，淡泊名利，勤读诗文，喜好书画，谨守节操。1868年(清同治七年)寅初公赴京殿试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1876年清廷派寅初公赴盛京(今沈阳)，为已故帝后加徽篆宝，在往返旅途中，寅初公将所见、所闻、所感，以日记形式写成《东使笔记》。当时寅初公对于仕途已渐萌退意。《东使笔记》手稿本现存于杭州大学图书馆缮本书部。寅初公一生喜作诗篇，他的《鲍太史诗集》，晚年由忘年之交郑锡田协助编辑而成，共8卷，4册，642首，约7万多字。至光绪十二年，由“绍城斜桥德润斋刻本”印行。人称寅初公“文品精湛，人品高洁，乡情浓郁，许多方面是值得令人称道的”，“无愧文学大家”。他的诗重寓意，抒胸臆，弃雕琢，反映民间疾苦。
宗亲世绅兄写了一篇题为《诗画相帱•兄弟增辉》的文章，称赞寅初公与遗唐公兄弟的情谊。摘录片段：
如果说寅初公对诗的痴迷是终身的，“自束发至老，几乎无日无诗”，那么，遗唐公的作画，虽同样与寅初公那么执着，但应该说是业余的，因为他肩负着整个家庭的商务与家务。对此，寅初公作为长兄，一直感到内疚。这在他为遗唐公逝世而写的《秋日万卷楼志悼》中有了明确的表述：
昔我游京师，一官如匏系，箕裘莫能过，劳汝谋一切，
有时流余兴，每将小诗寄。有时手画梅，春风祝及第。
回念此中情，能无横涕泗，亡我何辞官，汝亦旋释累……
诗与画增进了寅初公与遗唐公的兄弟情谊，艺术沟通了兄弟间的心灵。现从寅初公诗集中敬录几首：
得遗唐弟杭州来书附春日自画连枝墨梅小幅并辍一律以寓春风得意依韵报之。
一封书伴两枝梅，消息凭余仔细猜；旧梦刚寻春草去，好风忽引暗香来。
红笺几度花前祝，青眼今朝柳外开；我欲报君惟画竹，平安二字费亲栽。
遗唐公擅画梅，梅花报春，画兴所至，他画的墨梅栩栩如生，留下了大量杰作，并往往以梅赠友人，有时在画卷上请寅初公题诗，诗、书、画相得益彰，有诗为证：
立春日题遗唐画梅赠徐养和归里即步韵。
乍报东风发旧枝，暗香消息已先知；
江南路上须珍重，正是垂青驿柳时。
遗唐公除画梅外也画一些其他作品，他画的松苍劲挺拔，浩然正气。他曾以绍兴龙山双松为实景，画了一幅双松图，寅初公倍加赞扬，写下以下诗篇：
先世著奇迹，龙山迹尚存。孝慈当极处，生死更何论。
正气留岩墼，遗芳及子孙。双松故无恙，一卷镇乾坤。
我抚图中景，低徊感不禁。顿看松劲意，想到岁寒心。
支派有同异，纲常古无今。吾曹其相冒，矩镬在堂阴。(“镬”yue，尺度解)
作者简介：鲍世远。1924年4月出生于浙江绍兴。祖籍安徽歙县。复旦大学法律学系毕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大学时期开始业余写作，发表小说《罢课》、《抢米》、《打游击》；诗歌《带口信》；散文《希望》、《在酒楼上》等。建国前，任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文工团创作组组员；建国后。转业至上海市文化局工作，从事戏剧事业数十年。撰写戏剧评论、散文随笔等，发表于各报刊累计约300多篇。曾出版《艺林短笛》、《小巷问酒》等著作。现为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离休干部。

（本文由鲍氏族史研究会副会长鲍永臣荐稿）翰墨留香